【袁犀百年】陈思广 | “大东亚文学奖”的争议之作《贝壳》新议

（本文作者：陈思广）

一、“大东亚文学奖”与袁犀的《贝壳》

      1943年8月，《华北作家月报》第8期“会员动静”一栏中，刊登了如下消息：“会员袁犀在新民印书馆出版之长篇小说《贝壳》，获得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赏次赏，（此项文学赏系由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内设之审查委员会所权衡，而于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最终日之全体会议席上发表，无正赏，仅对中日满三国作家作品六篇授与次赏，袁犀氏获得其一）袁氏适参加本会日满文学视察团列席第二届大东亚决战文学者大会，其《贝壳》入赏，付予华北文艺界莫大之兴奋，当代华北文艺作家纷抒所感，期待甚殷。”“又此次中国方面提出受赏补者共五名，即：上海之予且（代表作《予且短篇小说集》）北京之袁犀（代表作长篇小说《贝壳》）及梅娘（代表作短篇小说集《鱼》），林榕（代表作散文集《远人集》）庄损衣（代表作诗集《损衣诗钞》）云。”林榕即李景慈（1918—2003），庄损衣即朱英诞（1913—1983）。袁犀（1920—1979）、予且（1902—1990）、梅娘（1920—2013）与他们都是当时活跃于沦陷区的青年作家。

      “大东亚文学奖”是日本文学报国会为配合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于1942年11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时提出并设立的文学奖项，1943年8月第二次大会时正式颁发。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一共召开过三次，“大东亚文学奖”则颁发过两届。中国长篇小说获奖的是：袁犀的《贝壳》、石军的《沃土》和爵青的《黄金的窄门》。其中，袁犀的《贝壳》被认为缺乏“大东亚文学”的味道而受到在华日本人的强烈批评。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调查官志智嘉就认为《贝壳》这部描写恋爱游戏的作品是“一种无意义的小说”，他以《以什么为基准而授赏了的呢》为题，质疑文学报国会的权威性，认为他们推举并非代表华北文学地位的《贝壳》作为获奖作品是一个过于草率的决定。而雪魂则撰写《关于袁犀和〈贝壳〉》一文回应《贝壳》获奖的合理性，指出以袁犀的才情与当时华北的创作现状而言，这是当得起的奖励。[1] 司马谆并不谈论袁犀创作的高下，而是以《北京文场的几件事》为题，透露了自己所了解的获奖缘由。原文刊于1944年《敦邻》第1卷3月号，相关部分抄录如下：

     “据说开会时日本每日新闻社捐助了这笔赏金的时候，会场里也便规定了这份赏，因为要在短期间内决定所以审选也是草草了事的。这一点久米正雄先生到北京来也亲口说过，不容那个再来翻案。但我们的代表们，在一不加小心时便容易露出他们的嘴脸或尾巴来现了原形。因为时间匆促，不能往各国去另聘审选委员，所以便请当时出席大会的各国代表们（包括买办和名士）偏劳审查，别国的在下不知底细，不敢多嘴，却说我们华北的代表们为了此事是很叽叽喳喳了一番的。当然是各要选他们的嫡派人的作品来入选的，一则可以得些钱买点上等烟膏过瘾，一则可以露露名办气。经他们最初的商量和打听，知道在华北可以选四篇得赏，于是买办就和名士便妥协的把这四份赏品包篇了。买办是会打算盘的，他说那逢四进二罢他和名士一人选出了两篇。名士是有门生的，门生也会写文章，于是他便选出了还未预备出版的诗集，题名曰：《损棉袄诗抄》（当是《损衣诗抄》之误）外一篇兹不录，买办也选了两篇，其中的一篇便是他老婆的短篇集《蟹》，而且在未确实发表之前，东京还不知道消息的时候，我们这里便已见到了消息。以后据说是大会方面又要在中国作者的作品中只选两篇了，而且其中的一篇还须是华中的，所以轮到华北的名下，便只可选一篇，于是买办和名士便势不两立了，他说他老婆的文章好，他说他弟子的诗高；因为他们没有更高的本领，不能把老婆和门生的身体从中劈开，然后再把它合在一起，造出一个半男半女，半门生半老婆的中性人物来，忸怩而阔步的去领了那份赏，使买办和名士皆大欢喜，所以便只好选出一份与二者都大不相干的人的作品，而它又是华北此年中唯一出版的长篇来，获得这个赏，也算交了这份差事。于是又天下太平了。”[2]

     买办是时任华北作协总干事的柳龙光（1916—1949）），名士则是时任伪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的沈启无（1902—1969）。或许这只是一个传闻，但《贝壳》获“大东亚文学奖”则是不争的事实。显然，在获奖已成为事实之后，讨论其该不该获奖已无必要，我们所需要讨论的是：《贝壳》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它的艺术成就如何？

二、《贝壳》的主旨与成就

       诚然，若简单地以篇幅论，《贝壳》是一部不足十万字的小长篇，但对于华北沦陷区的文坛而言，它却是第一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小说写李玫到医院里检查是否怀孕，医生是丈夫赵学文的同学郝铸仁。李玫与大学同学吕桐相爱怀孕，但吕桐却不同意娶她，为了掩盖事实，她急忙嫁给比她大18岁的教育学系主任赵学文。确诊怀孕后，思量再三，李玫决定回青岛娘家掩饰并休养、生产。正在读大学教育专业的妹妹李瑛也一同回去。在去青岛的车上，她们遇见了曾在家里见过的诗人白澍及他的表兄周乃庚和李瑛的中学同学徐仪。在青岛时她们又相遇并开始相互间的走动。白澍追求李瑛，李瑛为此感到很苦恼。白澍还在向周乃庚的堂妹周静示爱，并占有了她，但周静发现白澍与周乃庚的老婆在调情，便伤心欲绝地告诉了李玫。白澍说，他对李瑛其实就是好奇，是试探，对周乃庚太太是玩弄而已。同学张嘉士也连连给李瑛寄情书，她曾动情白澍，但李玫告诉她白澍是一个感情骗子，李瑛遂回到学校继续读书。不久，李玫在青岛生子，之后在丈夫的殷切关怀下她决定相夫教子，然而在一个宴会上碰巧遇到了吕桐后，她又重新陷入情感的纠结中。后来李瑛回到北京，郝铸仁借机敲诈了她两次，吕桐甚至还灌醉并再次占有了她。这天，李玫从报上发现吕桐是一个制毒的首领，再次受到刺激的她又染了肺病，便听从医生的劝告到西山疗养去了。

       由此可知，《贝壳》是一部以大学生恋爱与婚姻为题材讨论什么是爱情以及女人的位置是什么的长篇小说，也是作者表达爱情观、婚姻观的一部感伤小说。李玫未婚先孕，面对居心叵测的吕桐、本份刻板的赵学文，她在道德与良心间徘徊，自责；浅薄险诈的白澍、无能无味的张嘉士，显然不是值得付出的爱人，李瑛不愿像姐姐那样草率初恋，但也在情感与理智间苦恼，纠结。那么，在家庭、妻子、孩子、情人、丈夫间的选择中，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应该如何选择呢？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呢？这或许就是袁犀试图在《贝壳》中着力思考的核心问题。

       其实，关于小说的主旨，袁犀在《贝壳·前记》中这样写道：“在这本小说里，我写了些知识青年男女的生活，写着他们怎样在生活里沉溺，写着他们的思想的混乱和迷惑，善变与矛盾。由于他们的教养造成他们的痛苦，由于他们的知识制作的罪恶，并且人性的丑恶的一面是怎样的被人类的教育程度以及现代生活所掩饰而伸张着。”“自然这不过是我的企图而已，我想我也许很难做到我所想的地步，因为我打算写的原非一部‘道德小说’，所以我继续写下去的时候，立刻遇到许多问题，这是很艰难的。”的确，作者的这一企图并没有很好的实现，他遇到了许多亟待思考与解决的问题，如，什么是正确的爱情观、婚姻观？知识为什么会制作痛苦与罪恶？人们的教养与人性的丑恶有着怎样的关系？女人是否有着她们的宿命？如果知识产生痛苦，那无知就幸福快乐吗？等等。应该说，对于这些问题的思索，作者本人也是含混不清的，这就导致了文本主题的含混、浅白，人物思想的苍白、矛盾，人物性格的模糊、颓废，故事情节的淡化、无味。加之文本无法识别的时代氛围，招致了众多的批评声也在情理之中。步南在《贝壳·跋》中就指出，“《贝壳》最大的缺点，就是个中人物都是苍白而贫血的欲追求真理而又怀疑的。由怀疑的不可解释而陷于绝望。所暗示给我们的，至少像李玫，白澍，吕桐都该灭亡。这是作者对人类的哭声，对于人类的绝望。……倘就社会意识形态而言，颇有颓废，阴暗，混乱，没落之嫌。”上官筝（关永吉）也说，“《贝壳》有一个大的缺点，就是它缺乏深刻，这不是一本哲学的书，也不是一本暴露的书，因为这两点作者都没有做到。作者并没有发掘到人类的心灵的深奥，更没有能够解释出为了什么智识阶级的堕落和他们生活渐趋于无耻的原因，在感情的分析上，许多人很少有什么特征，他们虽然嘴里说着上等的漂亮话，可却都是一个一个没有一点热情，全然凉却了的动物。”[3]麦耶（董乐山）也有相同的意见：“很显然，作者的目的，是想藉这一本小说，暴露出现代知识份子的丑恶。”但由于作者对于知识与教养的价值的否定理解，使作者“没有把握到它们的本质，只表面地看到了一些它们被歪曲施行了的一些丑恶的现象，便贸然发出这种‘对人类的哭声，对于人类的绝望。’于是，便陷入了悲观主义的泥淖，在《贝壳》这本小说里的人物，便全是‘苍白而贫血的’，而其思想，也是颓废的，怀疑的。”[4]

三、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既然成就如此之平，问题如此之多，为什么还要授奖于它呢？我想，这除了众所周知的华北沦陷区文学创作成就低，出现了一位“新进作家”的长篇小说就使日伪统治者看到了“共荣”的“成果”，便急切地予以肯定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作品中所透露的反英美的倾向，暗合了“大东亚文学奖”的宗旨。而这，恰恰是日本文学报国会所希望看到的。

       我们知道，1944年1月，《文学集刊》第2辑刊载了《贝壳》的广告：“获得大东亚文学赏第一回赏之荣誉的本书，袁犀氏以其彩笔描绘了现实中青年男女的生活与恋爱，暗示了自由主义的欧美思想之毒害，对于个人主义的恋爱观，作了最严的批判，是人生探求之书。”《文学集刊》是艺文社编刊的一个不定期文学期刊，主编沈启无曾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参加了第一、二次东亚文学者大会，虽然他所主编的《文学集刊》只出过两期，也没有明显的“大东亚文学圈”的字样，但其亲日的身份勿庸讳言。也正因此，他“敏锐地”嗅出了《贝壳》独特的气味——“暗示了自由主义的欧美思想之毒害，对于个人主义的恋爱观，作了最严的批判”，同时对小说作了高度的肯定——“人生探求之书”。你看，李玫受所谓的欧美思想的毒害，信奉个人主义的恋爱观，其结果是道德沦丧，婚前婚后均与他人发生不正当关系，欲做贤妻良母而不得；李瑛之所以没有上当受骗，就在于看穿了白澍裹在诗人外衣下的奸诈行径；而白澍、吕桐的所谓个人主义恋爱观，其实就是游戏人生、张扬欲望的市侩哲学，其结局不是被人识破就是被捕入狱。由此证明，西方个人主义思潮影响下的道德观与价值观是一个混乱而错位的观念体系，是造成青年男女特别是青年大学生人生不幸、精神痛苦的主要原因。小说中有这样一个典型情节：当赵学文将印有吕桐被捕的报纸递给李玫看时，说：“教育收到了相反的效果，知识补助了犯罪，一个大学毕业生是制毒机关的首领，从他的住所，说是还搜出了原文的杜威博士的论文集呢……”而报上刊载的吕桐被捕的标题竟然是：“大学教育的成果  麻醉药之密输犯  制毒机关之首领——吕桐”。这就令人匪夷所思了。且不说将犯罪的原因归结为“大学教育的成果”是如何得不值一驳，仅说从吕桐住所搜出“原文的杜威博士的论文集”就何等的不伦不类！实在难以想象，作为哲学家、教育学家与心理学家杜威的原版博士论文集与需要用化学原理制毒品的吕桐有着怎样的必然关联！唯一或可解释的便是欧美思想的侵蚀使一个有为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杜威就是他们的“罪魁祸首”，而这本原版的论文集则是其走上犯罪道路的“铁证”。这是何等荒谬绝伦的逻辑啊！但这不正迎合了日本军国主义反英美思想以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化闹剧吗？！所以，《贝壳》恰恰不是一本“无意义的”书，而是一本“意义大大的”书，它的获奖恰恰说明了袁犀的投机与日本文学报国会的灵敏，与买办与名士无关，只是志智嘉嗅觉失灵了而已。

四、一个补证

       对此，我们还可以从袁犀笔名的角度对此再稍做一点补证。袁犀原名郝维廉，辽宁沈阳人，曾用名郝赫、郝庆松、吴明世、梁稻、李克异等，其中袁犀与李克异的名字最广为人知。他在沦陷区使用的笔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心路历程已为大家所公认。如欲追求革命时署名“郝赫”，以三个“赤”字表示向往赤化，向往革命，1933年发表《面包先生》时署；生活困厄时发表的文章署名“梁稻”，取“著书只为稻粱谋”之意，1941—42年上半年发表《人间》等时署；创作起步时发表的文章署名“吴明世”，与“无名氏”谐音，感叹自己的创作无人赏识尚处于无名阶段，1942年下半年发表《夏日》等时署。那么，作家在创作《贝壳》之际与日本人交往并撰文时署名什么呢？郝庆松——谐音“好轻松”。

袁犀

      1942年11月，《华北作家月报》第2期曾刊登一消息：《斡旋会员郝庆松献金》：“会员郝庆松前由本协会派遗赴济南一带视察治运状况，一路收获颇多，今为感谢皇军赫赫战果，自动愿尽枪后国民之诚，将治运视察旅费金提出一百元，献金与北支派遗，当由本协会代为斡旋呈送北支军局矣。”同时还刊有一文：《由都市到乡村——治运视察报告会讲演词之三》，作者郝庆松，文中有如下字句：“在乡下我看见了英勇的日本军，治安军，他们在千难万苦之中，从事着职业工作，对于本次治运运动之一的‘幽灭共匪’，不待言说的持有着坚定的信念。而农民们出由各方面协力这工作，修护着道路，修建关楼，双手如是的从事着这样困难艰苦的工作。所谓‘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这一伟大丰实的理念，倘说是由农民之手，由农民之力完成的，也非恰当。”毫无疑问，这是袁犀附逆时的发言，也是郝庆松心情“好轻松”时的感言，但这对于国难当头的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来说，又是多沉重的感受啊！1943年8月，作为华北作家协会满日文学视察团成员赴日本参加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袁犀，以郝庆松的身份撰写《到日本去》的感言并欣然领取了“大东亚文学奖”。谁又能说，此时的郝庆松不是以踌躇满志、意气奋发的“好轻松”的心情登上领奖台的呢？！只是他没有想到，二年后日本投降，“大东亚文学共荣圈”以闹剧收场。他为他的“好轻松”付出了代价。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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